吴敬琏:要认识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首先要理解谈话的历史背景。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旧路线和旧体制的又一次回潮。
在两种思潮的激烈交锋和“开倒车”的活动积极进行之际,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南方谈话打破了 “姓社姓资”的伪命题,为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 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接着,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整套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方案。这意味着经过10多年的探索,中国改革终于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市场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马国川:《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目标是否如期完成?
吴敬琏:经过实施“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中国在20世纪末期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建立起来。市场制度的初步建立,解放了长久为落后制度所压制的生产潜力,使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出口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
马国川:但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问题也很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您曾把这种现象称为“两头冒尖”。近年来,这种“两头冒尖”的情况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敬琏:我觉得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