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30多个春秋，先是办了一个小花卉农场。何孟恒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毕业生，对于怎么让植物生根、抽条、开花，他有足够的本事。他俩回忆起那一段芬芳四溢的日子，还一个劲地乐。

　　夫妇俩生了三个女儿，最初，汪文惺在家相夫教女，帮着料理农场事务。直到第二个女儿大点了，才出去学缝纫——这倒符合古话所说“男耕女织”的境界。然而，现实严峻：农场连年亏本，只好卖掉。何孟恒在小学教过英文，到香港人口登记局当过办理补领身份证的小职员，晚上则翻译英文小说赚几文稿费，还曾失业了10个月；汪文惺后来毕业于香港教育司教育训练班，在多所私立、公立小学任教，1970年退休。

　　这个家庭度过了一段困难时期，直到何孟恒去香港大学植物系应聘，找到了与所学专业对口的饭碗，才算安稳下来。1981年何孟恒退休时，三个女儿已经先后赴美国留学、就业、成家，于是老两口也来到美国定居，一晃已20多年。

　　替蒋介石挨了三枪

　　汪精卫在政坛上大起大落，忽而上台，忽而下野，忽而远遁，忽而归来，不可能不影响到子女的命运。汪文惺夫妇经历的国事、家事像过山车一样令人头晕目眩、翻覆突变。两位老人晚年投入最多精力的，就是搜集、整理关于汪精卫的文物和史料。他们认为，汪精卫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孙中山遗嘱的起草者和执行人，因其晚年行径“国人皆曰可杀”，致使其卷入的重大历史事件、牵涉的重要人物，以及折射出的社会内涵，很长时间在海峡两岸都成为“禁区”，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作为汪精卫的后辈，更作为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者，他们有责任提供翔实可信的史料。在汪文惺帮助下，何孟恒写出了一篇篇回忆录，以及一部关于汪精卫与现代中国的专著手稿。

　　比起担任过汪伪政权公职的哥哥汪文婴，他俩没有职务，回忆能够更超脱、客观；而比起弟弟妹妹，他们跟汪精卫的接触更多，史料更丰富。

　　老两口首先谈到“刺杀”：“人们都知道，汪精卫的一生跟刺杀有‘不解之缘’。第一次是1910年，他谋划在北京银锭桥用炸药刺杀摄政王载沣，结果被捕，差点丢了性命，在狱中写出那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时，我们还没有出世。但是第二次，我们就赶上了。”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秩序混乱。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照相，也劝汪精卫不要出席。汪精卫觉得一、二把手都不出席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