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从此改变。数年商海沉浮的周星增，突然间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

　　赴沪建“桥”

　　从1997年开始，周星增就琢磨着要办一所大学。他最先把目光投向脚下的土地，向温州市的有关部门递交申请。结果，申请递了一个又一个，都不见回复。他坐不住了，跑到有关部门去打听，得到的答复差点没让他晕过去。

　　温州市辖三区二市六县，各县都有富裕起来的人把目光瞄准了民办高校。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发话：市里没有那么多土地，也不可能审批那么多学校，还是各人回自己所在县办大学吧。

　　每个县办一所大学？简直是天方夜谭！

　　周星增明白了，温州根本还未把创办民办高校列入规划。他这一步在当地显然走得太远了。他开始跑杭州，跑了很多部门，因为政策、师资、土地等因素限制，最后都没有办成。尤其是土地问题，根本还没有用于民办教育的规划用地，而作为商业用地征购，价格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周星增一度心灰意冷。

　　随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周星增强烈地预感到：国家要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就要来了！他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到上海办大学。

　　1999年3月，周星增热血沸腾，走进上海市有关部门咨询办学事宜，当头迎来了一盆冷水：“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人，赚钱本事大，办大学嘛……”这个“嘛”字拖得很长，被省略掉的下文，显然是怀疑、否定、排斥。

这话也不奇怪。当时鱼贯而入抢滩上海的民营企业家，大多是投资、经商、做生意的，还没听说谁要办大学的。面对怀疑的眼光，周星增据理力争，“温州人怎么就不能办大学呢？晚清的孙诒让实业兴教，当代的苏步青、谷超豪，不都是温州人吗？”

对方愣了一下，就问，“那你学校建在哪儿？没房子，我怎么批？”
　　“你还没批准我办学，我又哪来的学校？！”这句话，周星增只能在心里反驳。面对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两难命题，周星增明白，争论没有意义，他必须超常规“破题”。
　　1999年7月，周星增变卖了自己在温州所有的工厂、设备，联手几位商界好友共同办学。他一次性向市教委的银行账户上打入500万元，以显示办学诚意，同时，买地建楼。
　　资金难题迎面而来。当时，上海最大的民办学校面积只有50亩，周星增第一次买下了200亩，后来又加了287亩，办学规模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设想，前期基建投入巨大。刚开始时银行不肯贷款，“你一个外地人办大学，能不能招到学生呢？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