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更具体地说，从全球范围来看，“二战”以后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顺利跨越这道坎，成为所谓发达国家。而另外的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没有成为发达国家。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会不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Transition Trap）。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改革或转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锁定了改革或转型的进程，将某种处于过渡状态且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这里所说的社会转型，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过程。回首过去，这个转型过程既是中国过去30年社会变革的主线，也是过去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然而，过去我们看这个转型过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这个过程有一个起点即计划经济或权力支配一切的体制，还有一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以及民主和法治，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转变过程。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由改革或转型过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过程的发生；在转型中形成的那些“过渡性制度因素”，也会在其主导下，随时可能定型化。转型陷阱指的就是，在这种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中，期间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这就如同在一个烂尾的大楼中，修建大楼的人们将其简单装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