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前中国的农村土地政策与复杂的行政程序却严重遏制了该镇城乡建设的发展。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农村宅基地的占地面积不能超过80平方米，楼高不能超过三层半。

　　据一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介绍，当地的农民都没有耕地，生计只能依靠出租房屋来维系，很显然这个政策限制了村民建房出租的基本生计需求。而事实上，过去已经建成的宅基地大多数有两三百平方米，楼高七八层乃至十层以上，甚至还有人安装了电梯。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人去严格按照制度报建房屋，因为依法操作根本无法满足需要。“何况报建的手续完整走完程序需要一两年，谁会真的去报建？”该知情人士反问。

　　除了上述因素，按照新的政策，该镇的农户子女结婚后还不能分户，“现在已经不批新的宅基地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更是导致该镇大部分已建成、在建以及将要新建的房屋都处于一种“违法”状态。

　　“现有的农村宅基地法律政策，让这些城乡接合部的农民房几乎一开始就被迫成为违章建筑，这种制度制造出来的矛盾，产生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一位分析人士对记者说。

　　城管制度性缺陷

　　巨大利益诱惑与寻租空间很快断送了王宝林的人生前程。

　　事实上，城管队长职位诱惑背后充满了风险，王宝林称，“我本来不想干的，辞职辞不了，没人肯来坐这个位置，找不到人来干这个活，这个位置谁上谁死。”

　　王宝林称城管执法过程中有很多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执法队去拆违，只是执行，至于哪一栋要拆，哪一栋不拆，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王宝林说，行贿者都通过中间人进行，而这些中间人都颇有来头，得罪不起。

　　而自2009年9月广州行政改革成立广州市城管委以来，一方面，作为过渡性机构的广州城管的处罚权限范围越来越多。据广州市城管委书记、市城管执法局局长李延贵公开介绍，1999年实施的旧城管《细则》只有64项，12年之后，城管部门执法范围现扩大到行政处罚权203项，据2012年8月颁布的新《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细则》则进一步增至232项。

　　另一方面，广州市城管系统腐败考问日益严峻，公开的资料显示，至少已有近30人“落马”，“落马”的原因涉嫌包庇违建、收受贿赂、城市管理招投标贪污受贿等众多领域。此前与王宝林一样因违建受贿“落马”的还有白云区嘉禾街执法中队中队长伍金友。每年广州城管系统都有几人“落马”，这也是令入狱后的王宝林困惑的问题，“这究竟是人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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