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边防线，勘察了现场，感触更深：建国二十年来，搞闭关锁国，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经济濒于崩溃，群众生活困难，再不改弦更张，改善人民生活，外逃始终无法遏制，只会逃得更多。习仲勋认定，防偷渡光是堵，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治本还得靠发展生产力。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边境就安定了，人员才不会外流。

面对严峻形势，习仲勋先对县委布置了“反外逃”的任务，他指出：“深圳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带，你们一定要齐心合力，进一步加强防线，以防大批人员外逃。外逃有伤国体，国际影响不好，而且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四）

外逃风终于刹住了。经此一役，习仲勋更坚定了加速特区建设，全面发展广东的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决心，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他再次专程到深圳，了解到当地干部对过境耕作在香港那边的“飞地”心存疑虑，便对当时宝安县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搞起来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群众收入，保障民生，怎么不敢搞？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同志：“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习仲勋为加快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来”，殚精竭虑，熬白了头发，在广东、在全国都赢得很高的威望。一年后他重新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在中南海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他坦荡地扪心自问：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本文节选自吕雷、赵洪所著的长篇纪实文学《国运—南方记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乐清名人网编辑：叶晓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