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坤

　　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格雷厄姆·格林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其中有钩稽沉迷数十年如傅惟慈先生者，也有普通的外国文学爱好者。据有关报道称，从上世纪80年代起，傅先生就在策划一套20卷本的《格林文集》，格林本人甚至已经答应写序。可惜，出于种种原因，读者未能有幸见到这样一套《格林文集》。

　　在我看来，格林是一名“蝙蝠”式的作家。虽然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但是誉者毁者大多偏离格林本人的“着力点”，轻易就被归入某一些阵营。比方说，格林的作品一向被分成“严肃作品”和“消遣作品”，其实，这界限十分含糊。一向被视为消遣作品的《恐怖部》，格林就说“（借它）努力用大家所共有的庞大的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这句话差不多可以套用在格林全部作品上。不管是笼罩在宗教迫害恐怖气氛中的墨西哥（《权力与荣耀》），或者二战中遭受轰炸的伦敦（《恐怖部》），表面上都是所谓“公共世界”，但其实却都只是“格林王国”的一隅。

　　就算是“严肃作品”内部，也是众说纷纭。1938年西班牙内战，格林未能成行，所以转道墨西哥，这才有了《权力与荣耀》一书。书中写一位不知名的“威士忌神父”独力对抗当局，却依然保持信仰的故事。以《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为代表，格林被称为天主教作家。然而《权力与荣耀》出版十年后，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却斥之为“立场不清”，书中处理的只是“特殊情况”。格林身份定位因此尴尬。有人又剑走偏锋，称格林表达的17世纪詹生派的理念：肉眼可见的世界全由邪恶所主宰，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得救。格林却不同意：“我很厌倦别人说我的小说写的是善恶的对立。我的小说不是写善恶，而是写人类。”而人类说到底，是超善恶的。我时常觉得，格林未受诺贝尔文学奖肯定不是因为那些桃色新闻，倒是他的“立场不清”，写了太多的“消遣作品”。

　　有这样矛盾，不免让人想到格林的“两面派”。是否担心两头落空，大概是纠结格林一生的问题吧。英国Methuen公司“当代作家”系列《格雷厄姆·格林》一书作者约翰·史柏龄就说格林一生寻找的是“异常快乐的时刻”和“直觉的生活方式”，然而到头来却感到一种不可避免的“疏离感”：他人的情感，大多只能揣测，从而痛苦不堪。这样一种“疏离感”，促使格林去创造不仅仅只有自我的王国。面对“格林王国”的重重迷雾，读者想抓住其内核，要做的是——套用格林一本游记的书名——“不要地图的旅行”。

　　格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