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地交由政府去完成。至于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改革的方向是政府要有边界，干预的范围要限定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要给市场经济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为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能让政府与市场之间有边界，不至于把本来理顺的关系又扭回去。

　　其四，用人制度也要改革。要逐步扩大差额选举，扩大社会招聘范围。今后应该扩大招聘范围，扩大差额选举，加大公推直选的力度，让更多的优秀人才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关键部门和岗位。今后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原则是用人公平、公正，不能让工人、农民的孩子花了十几万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却找不着工作。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个人找不着工作没问题，但是如果几十万人找不到工作，那么就成了社会大问题。

　　改革就是要对原有利益结构进行再调整，这种调整必然有人要损失利益，包括权力、资源，所以肯定会有阻力。改革要破除阻力，实现再平衡，这需要大勇气、大智慧。今后在体制改革方面的突破口在于公共权力、公共资源两方面。公共性产品一定要用在公共事业上，因为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是公众的，要为多数人服务。要从制度上防止“两公”集团化甚至“个人化”。

　　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进入转型加快期，顺应这种转折性变化，必须创建新型社会管理制度

　　当前，中国进入结构转型加快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在中低收入阶段建立、改革并不断完善起来的，它适应于“生产型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口结构特征是农村人口多、城镇人口少，低收入人口多、中等收入者人口少；经济结构是生产多、消费少。今后随着中国逐步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社会结构将发生三大变化：一是人口结构将以农村为主转为以城镇为主；二是社会阶层结构将从“哑铃型”转向“橄榄型”，中等收入群体将在人群中占大多数；三是经济结构将由“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面对第一个变化，如果不能从宏观层面上迅速改革阻碍农民进城落户的户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给予他们平等的权益，那么，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必然会从农村转向城镇。届时，在两种制度安排下城镇生活着3亿－4亿农民工和6亿市民，农民工在城镇处于既流动又集中的状态，而且他们年轻、有知识、有见识，容易集聚，有较强维权意识。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新一代农民工再也不会接受较差的工作福利条件和较低的社会地位。这样，滞后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将会拉近、积累和激化城乡矛盾，使得城乡居民两个群体在不平等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上，由过去在两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