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大部头，家里的《毛选》，我半懂不懂地也看了很多篇章——多年以后，当我因为政治学研究而看《毛选》，发现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熟悉感。

　　在学校里，我大部分科目都稳居第一，小学升初中考试，我考了全镇第一。初中升高中考试，我考了全县第一，高考我又考出了全市第一。现在想来，我当时有一个好习惯：学到的东西马上消化，有问题马上解决，绝不拖延。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前面的不解，积累下来，就会成为后面学习的障碍，等到积重难返时再去恶补，就为时已晚。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乐中的时候。高二时，我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与团委副书记，学生工作比较多，每个晚自习有三分之一时间都花在工作上。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就更加重视学习效率，别人用30分钟做完的题目，我争取15分钟做完，如果时间有空余，我会想如何一题多解。这段时间的自我训练对我帮助非常大。高三的时候，当同学们都昏天黑地看书做题的时候，我却是优哉游哉，每天晚上看电视，星期六下午还出去逛街。

　　北大给我的财富

　　我的这种在各方面都远胜别人的自信在北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北大集中了全国的精英。以我所在的北大98届法律系本科来说，就有9个全国各地的状元。我的这些同学不仅学习好，而且多才多艺，社会活动能力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想以后走从政之路，大一的时候还参加了年级的学生会主席选举，以微弱劣势输给了广东省状元。这件事让我看到，我的活动能力，虽然在小地方还显得突出，但在更大的舞台上就毫无光彩可言。但同时，我在另一方面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朱苏力老师(现法学院院长)给我们上法理学课程。他对“法治的本土资源”的法律社会学探究，对我有很大的感召力。那门课我学得很认真，朱老师给了我全班最高分——后来在毕业典礼上，他还特意提到了这回事。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激发了我的理论兴趣。而比较刻板的法学，不大能够满足我的理论兴趣。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就在社会学系听课，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

　　扩招前的北大并不像现在这样受就业市场的影响。我们在大学里并不像现在这样急于学习能够马上来钱的技能，而是常被一些有智慧的老师所吸引，进行比较基础的理论探讨。当时北大有一个读书小组，集中了当时北大最出色的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在校园里有很大的影响。我受到了辐射，大二的时候，和几个大四的师兄师姐一起，搞了一个自己的读书小组，名叫“星期五”，每周五集中读书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