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从古希腊开始阅读西方思想史，把自己的知识基础夯实。从2000年上半年开始，我们的读书小组坚持活动至今，在我们这些创建者离开北大之后，又有新的接班人。一群青年，纯粹是因为对于知识与真理的爱而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间坦诚相见。这种生活方式让我非常满足。

　　相比于小组读书，系里的大部分课程远不能让我感到满意。从大二开始，法学院的大部分课我都不去听了。逃课的结果是，我的成绩一直不怎么样，四年从来没得过奖学金。但我从来不后悔，因为相比于我在这些自发的活动中获得的教益来说，那些课程确实太枯燥无味。崇尚自由精神的北大容许我这样“无法无天”的学生的存在，甚至还鼓励我的个性发展。我从大二开始，就在学院与学校的学术论文评比中多次获奖，大四在核心刊物《行政法论丛》上发表文章，本科期间和毕业论文导师合作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按照某些地方大学的职称评审制度，我本科毕业时候的学术成果已经足够评一个副教授了。但在我的“星期五”读书小组里，这些都不算什么独特的经历。从“星期五”小组已经走出了很多出色的青年学者，有的在哈佛、耶鲁等名校攻读博士学位，有的已经在大学里执掌教职，培养学生。友爱的学术共同体——我想这是北大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这笔财富是独特的，我在其他地方都没有找到。

　　期盼中国的思想崛起

　　2002年，我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系录取，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至今。我原来是以申请研究中国政治的名义出去的，但到了学校不久，我决然地改变了研究主题，改为研究西方古典政治思想史(希腊与罗马部分)。从混学位的角度来说，研究中国政治是最容易拿到学位的，作为中国人，不难收集中国材料，然后加以理论裁剪即可。但这样的研究，其问题意识是别人规定的，最终不过是拿中国的材料证明或者修正一下西方的某个理论而已，而不是真正地要从中获取教益，更谈不上对于中国有多少帮助了。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常常把西方当作治自己病的药铺，奉之为圭臬，从而导致了独立思考能力的减退。要重新恢复这种思考能力，就要深入理解西方，破除许多对于西方的迷信，恢复用自己的话来说自己的信心，建立起自己的规范，最终使得我们的规范成为普世标准，用它来言说别人。结合当下的热门主题来说，“大国崛起”的必备一环就是思想与学术崛起。

　　包括我在内，我所在的政治学系只有两个学生研究古典政治思想史。这不是个容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