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类，需用洋锣洋鼓时，都得向外村借用，村人不仅甚感不便，且觉得脸上无光。现在上官塘村终于结束了没有洋锣洋鼓的时代，村人个个欢喜，有人还特意弄来红漆，在锣鼓上写上“西联公社上官塘大队置”字样。这副锣鼓让村人敲打了好些年。那些年村里还流行着一句话，叫做“敲吴颂球的皮”。

村人还算仁义，斗吴先生也就这么一回。斗争时虽也略有触及皮肉，却也没有造成伤残，而且结局是以经济处罚代替政治处理，也算是从轻了。此后，村里人碰见吴先生时，该叫老吴的仍叫老吴，该叫吴先生颂球先生的仍叫吴先生颂球先生，该叫伯叫公的仍叫伯叫公，一仍其旧，古人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然而，吴先生的磨难并不止于斯。有一天，他被公社革委会派人带走了，罪名大得吓人：参加反革命集团。传出的消息是，虹桥各地有一帮地富反坏右分子，常借三八集市之机，在虹桥镇某人家里集合，阴谋策划反革命活动，那家的窗台上摆着的花盆就是联络暗号，花盆在表示平安无事，花盆不在说明出事了……吴先生就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云云。“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吴先生被抓走后，吴夫人日夜忧伤，夜深人静时，我常闻隔壁传来她压抑不住的哭声，不禁为之恻然。其时我已在西联中学当民办教师，我胆子小，不敢去公社里探望被关押的吴先生，只能偷偷地去安慰吴夫人，给她几元钱，请她给吴先生买点东西，聊表心意。吴先生被关押了好久，最后查不出什么问题，放出来了。其实是一些老熟人老朋友，偶尔在赶集时碰个面，喝杯茶，问个安，知道大家都还活着，活着就好，闲聊一会鸡犬桑麻，然后走散，所谓“反革命集团”云云，子虚乌有，纯然是某些“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过紧的人臆造出来的。

吴先生曾几次说我是埋藏在泥土里的金子，他日定会出土闪光，我自己心里有数，我不是什么“金子”，樗栎之材而已，“金子”云云，乃是吴先生用来激励我，教我不要在俗世中沉沦。至今，吴先生已故去多年，我也早已过了“不足畏”之年，碌碌无为已成定局，但吴先生对我的鼓励言犹在耳，令我感愧交集。

“文革”后恢复高考，我于一九七八年考上杭州大学；不久吴先生的多年冤案也得到了平反，恢复党籍和行政级别，以六十四岁的衰年“归队”，工作至七十岁离休。吴先生重新工作的六年，如何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已见于他人的回忆文章，此处不赘。但有一事，我到乐清工作后，闻之于他当年的学生之口，颇堪解颐，记之于此，可当饭后谈资：五十年代中期，上级指示所有中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