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吆喝道：“反革命分子还想喝茶？不要给他拿！”应秋返回家里，应秋的父亲——一位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问清是给云雷先生拿茶水，就连声说：“云雷先生是好人，解放前他救过共产党员，给他送吧。”云雷先生被划“右派”后，上级指示要组织群众对他进行“说理斗争”，应秋看到的大概就是“说理斗争”的其中一幕。据应秋说，他们还在大路边选了一块水田作“试验田”，在泥底铺了好几层稻草沤肥，再在上面插秧，准备种出“千斤田”，以回击“右派分子”张云雷。郑干部底气十足地指着试验田喝问云雷先生：“晚稻亩产一千斤，你信不信？”当然，他得说信。据说后来那块试验田，因为稻草铺得过多，把稻苗都沤烂了，“千斤田”颗粒无收。

七十年代初，云雷先生的三个孙子在西联中学读初中，是我的学生，我到张家家访，遂有机会见到云雷先生。张家大宅土改时被瓜分，住进了许多户人家，留给他家的只有西首一个正间加一个“居头”。这座大宅，当年可是宾客盈门，从黄绍竑、虞洽卿这样的高官和社会名流，到地方士绅，乃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都是他的座上客。听吴颂球先生说，云老就有这样的本领，满堂宾朋，市农工商，既有鸿儒，也有白丁，身份、脾气个个不同，他都能招呼得十分妥帖，不使一人感到受冷落。有来求云雷先生写说情信札的，他能一边聊天，一边挥笔，一会儿就写成，且十分到位、得体。五十年代以后，情况不复如前，车马渐稀；丁酉之后，身受管制，更是少有客来。间有慕名而来者，也近乎偷偷摸摸。乐成张炳勋先生，年轻时在虹桥任教，慕云老之名，请云老的熟人某君导往拜访，某君告之，按规定须到治保主任处征得同意，姑且偷偷去吧。炳勋先生称那回真的是偷偷摸摸去见云老，形同做贼。时至今日他向我提起此事时，犹不胜感慨。当然，我那时是去家访，堂而皇之，不需谁批准的。

其时云雷先生年已九旬，其哲嗣张溥先生尚蒙冤在狱，一家老少妇孺相濡以沫艰难度日。令我惊讶的是多年磨难并没有稍减其儒雅之气。他个子不高，可异者耳廓特长，有如旧小说里说的那样“两耳垂肩”，不是帝王之相也定是长寿之相。我向他问好，他客气地让我坐下，问我：“老师哪里人？”我说是官塘人，他点了下头，说：“哦，官塘以前蛮困难的。”他不说“穷”，而说“困难”，如此措辞，是忠厚人的口吻。面对年龄几乎四倍于我的这样的一位老人，我有一种面对史书的感觉，很想从中读出点什么。我向他提起陈叔通先生，他点点头：“哦，叔通先生，老朋友，很多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