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少，农村人一年看不上几回电影；年前年后可能会请鼓词先生来唱几天鼓词，唱鼓词要花费，也不能常唱。吴先生讲传是不收费的，只需烧一壶开水，至多再给买一包五一、飞马一类的普通香烟就成。讲传的场所多在村中心的“操练坛”上，一桌一凳是给吴先生设的，听众自己带坐具。有月亮时连灯都不需要，无月之夜就点几盏煤油灯。吴先生讲得最多的是《七侠五义》，我去听过几回，他坐着讲，一边配以手势，讲得精彩处，他会站起来，那手势的幅度也随之增大，可以说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时的吴先生，似乎完全忘却了他的身世沉浮、荣辱毁誉，也忘却了终年胼手胝足的劳苦艰辛。他用虹桥方言讲传，把土语和雅言融于一体，听起来别有韵味。有些句语是他特有的，比如“七缘二故”，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经过”、“来由”，经他抑扬顿挫说出来，给人的印象殊深，与“经过”、“来由”就是不一样。吴先生的口才，不知是与生俱来还是当年当学生军指导员宣传抗日、在南京法商学院搞学生运动练出来的。他有位叫徐芳兰的朋友，当年乐清中学的同事，同罹丁酉之祸被扫地出门，多年蛰居杏庄村，徐先生亦有好口才，讲传技艺似更胜吴先生一头，吴先生也曾邀他来上官塘村讲过一回，其时我在温州读书，无缘得闻。

吴先生夫妇刚来我们村的时候，我还只是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何到我们村里来毫无所知。看这个人高高瘦瘦，斯斯文文，一副“先生范”，却夹在一班泥腿子中出工收工，滚爬跌打，颇觉不解。吴先生夫妇开始寄居在村子西头的一户人家家里。那户人家的男主人也是他当年发展的党员，后来到山底当“三五”（老百姓对浙南游击队的称呼）去了，革命成功后破茧化蝶成了官员，在外县当组织部长，留在老家的只有老母和一个儿子。我曾跟朋友去过吴先生的家，见他桌子上摆着一些旧小说，其中就有《七侠五义》，心里挺羡慕的。我向吴先生借过几回书，与他慢慢地熟悉起来，这时我已是初中生。

后来我到温州读高中去了，寒假回来，吴先生已从村西头搬到我家隔壁。我家隔壁的房子是我伯父的，一间正间加一个居头，我家是与居头相连的两间轩房。伯父也是吴先生早年发展的党员，也曾到山里当“三五”，胜利后在县兵役局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响应号召支援北大荒建设去了黑龙江，家里的房子有段时间被一个叫文汉的张山人所借住（张山村有几亩水田在我村，他们村派他来耕种），文汉一家搬走后，吴先生就搬来这里住了。这样，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吴先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