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时没有“胜利果实”可分，政府只好从邻村调拨一点过来分配给村里的“贫雇农大王”。两里路外的吴先生的老家西洙村盛产地主，给上官塘村调拨的“胜利果实”，据说就是西洙村支持的。因为上官塘村穷，阶级成分单纯，很早就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看中，成为地下党“打隐蔽”的基地。早在三十年代末，村里就建立了党支部，直接领导这个党支部的就是吴颂球先生。五六十年代村里的干部，几乎都是吴先生当年发展的党员。有这一层关系在，吴先生的“宁古塔”可能会少一点荒凉，多一点人性的温暖。

应该说吴先生的选择是聪明的。如果后来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将人性中隐蔽的恶释放出来，他在上官塘村的日子不至于太难过。在好多年里，村里人，无论干部群众，大人小孩，对他都很客气，有叫他老吴的，有叫他吴先生或颂球先生的，年轻人叫他老吴伯，小孩子叫他颂球公，没有人拿他当“阶级敌人”看。虽然这时的吴先生已是戴罪之身，非复当年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但村里干部和群众有事拿不定主意时，也喜欢同他商量商量，听听他的建议。吴先生也尽量发挥他的所长，力图对村民有所贡献，用当年流行的说法，叫做“为人民服务”。有些事看似很小，甚至只是一言之劳，却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有这么一个例子：我的邻居徐君某，一九六四年初中毕业时，他当理发师的父亲不让他考高中。那天吴先生看见他混在一帮小孩子队里在玩“跳房子”的游戏，问他干吗不去复习功课准备升学考试，却在这里玩？得知情由后，吴先生就去找理发师，一席话即令理发师改变主意，收回成命。徐君当年考上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县城一个当时很吃香的单位工作，比我们这些读普高的“老三届”人命运好多了。

吴先生在乐清县城呆过多年，乐清人民医院的著名医生中多有他的朋友和学生，村人得重症或疑难之症，常央吴先生陪往乐医看病。其时交通不便，上一趟县城不像现在这么轻松，但吴先生总是很乐意帮忙，有求必应。当年虽无“红包”之说，但人情面子还是讲的，安排床位，找好医生，有熟人没熟人大不一样。村里在这方面得过吴先生帮助的人不在少数，得过他帮助的人也总是心怀感激。“文革”之时，一次村里“斗争”吴先生，几条壮汉动手将吴先生捆绑起来吊在柱子上，有一老大妈闻讯急急赶来，将他动手绑人的儿子大骂了一通，她骂儿子没良心，忘了当年他父亲得病，吴先生是怎样帮忙送他去县城看病的。

吴先生口才极好，善于说书。我们那里把说书叫“讲传”，他经常给村人讲传。那时候娱乐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