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叫存着，慢慢搬”。我向老板解释：“王老师就这样的，并不是你一家书店，桃园书院的仓库里，也堆着不少他挑定的书呢。老先生一是提不动这么多的书，而且拿回家也没地儿放。二是手头也不阔绰，又不想失书，所以想了这么个法子，几十年的习惯啦。”老板凄然：“哦这样的，赚他的钱，很不是滋味。”
我与先生共事两年，2001年—2002年。先生又取斋号“觉云斋”，意为八十方知看云。
四
2003年—2007年是先生创作高峰期。这五年，完成了生命中最后的辉煌。
2004年，我接触先生较多，几乎一周有二次在茶室喝茶聊天，有时也去包厢，喝点小酒，卡拉OK一回。我们什么都谈，没有顾忌是老师而酌情说话。坐在先生面前，就像一位有着五百年交情的挚友，于今又来倾述。先生除家庭子女外一切话题，都谈的话有三千。
这年，先生复习英语，待机游欧洲。
2005年，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人死观”。现在总结起来就是：不知生焉知死，此话讲得片面，这是重人生观。有人生观就有人死观，人大多忌谈此题，孰不知树立正确的人死观，人要变得崇高与豁达。（先生也谈论过身后事，说是100岁的时候，躺着摇椅，将遗嘱交付于我）
五
2009年秋，接到先生电话，一起去趟虹桥参加一个会议。我说如果不是什么要紧的会议就不要去了，能推就推。那时先生的左脚非常不便，靠拄拐杖走路了。可是先生非要去，说是答应人家了，不该改口，要拒也是下次叫开会，不参加便是。其实回绝过哪一次？就是开政协会议，先生也不是按时到么？有次竟因赶开会时间，怕误了公交车，跑着摔了个大跤，头也摔破了么。后来我们叫他不要去了，他也是这么说，“人家叫你了，不去总归不好，何况我又没特殊情况。”
那天九点到先生家，先生已在门口等了。师母说：“你老师七点就拾掇好了，坐沙发上等，等不急了又下来等，生怕误了开会时间。恁神头不灵清，岁数大了，有些地方少走。”先生一边往我车上挤，一边嘟囔：“你不懂，你不懂。”
就在虹桥老协书画会的会议上，出问题了。在主席台上，先生全身发抖，我也不顾什么会场秩序，跑去背起先生就往外走，到医院，医生诊断是脑血栓。住院后，情况算是稳定了。
有天与玉姐(玉珏)通话，她说:“我爸昨天回家了，医生说绝对不能出院，可他老是叮着我说要回家，急了。我说你自己跟医生讲吧。医生来了。挥着手说‘医生，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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