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生活在“单位”之中，“单位” 是我们的命根子。刘震云以《单位》为题写过一篇小说，说的就是这种状况。王老师晚年当了兼职的省文史馆员，可以领一点补助，但只是补助，不是工资，他还是没有“单位”。王老师怎么会没有“单位”呢？后来从他口里得知，他本来是有“单位”的，他的“单位”是虹桥中学，他在那里教美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突然生了一场病，在虹桥看不好，转到温州住院治疗，痊愈回来时校长找他谈话，说国家暂时有困难，要下放一批人，下放名单中有他。校长说，你先回去，等国家形势好转，再请你回来。他就这样失去了“单位”。后来形势是好转了，可就是没有人请他回来，那位说将来会请他回来的校长，自己也已经不在人世。失去“单位”的王老师，有一段时间就靠走村给农民画像谋生。洪老师于一九六一年写过一首题为《赠画师》的七律，诗前有小序：“时逢人祸天灾，民生凋敝。画家思雨兄为农民画像略补生计。赋此赠之。”诗云：

潦倒乾坤一画师，奔波逐食太平时。

老农留宿喜同被，小吏相疑苦费辞。

千里穷村堪入画，万家怨语岂无诗？

文章自是千秋业，不计生前有谁知。

那时交通不便，下乡回不来，就和淳朴的老农民搭铺。在现在，王老师这种生活类似于“自由撰稿人”或什么“漂”，既艰辛也浪漫，还有点时尚，但那时只有艰辛没有浪漫。那时盛行阶级斗争，王老师一头卷发，更易引起联想，“小吏猜疑”是免不了的，如何“苦费辞”——苦苦解释，这些王老师都没有说。

更早的时候，王老师曾在台湾教书。后来他准备去日本学画，船票买好了，行李收拾好了，明天就要动身，晚上几位朋友置酒饯别，座中有朋友劝说：“大陆马上就要解放了，你还是回大陆好，不要去日本吧。”一句话就让王老师改变了人生轨迹，他果然带着无限向往回到了大陆。要知道王老师原本就是进步青年，抗日战争时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师从过野夫等版画家，是乐清春野木刻社的成员。对于那个晚上做出的影响他后半生命运的决定，王老师并没有后悔，仿佛是说别人的故事，很淡然的样子。

很久以后，那已经是九十年代的事了，王老师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单位”。他与人一起创办了一所艺术学校，一度曾任校长。艺校举行开学典礼时，王老师坐在主席台上，洪老师和我也应邀坐在主席台上，王老师在会上发言，很是慷慨激昂，全不同于平日的散淡。那天在台下坐着的新生中，有日后的青年画家尚洪浦君，王老师的这位入室弟子后来和我谈起那